“五口人，一人五块，二十五。”老耿头回答得很快，数字清晰得让人心惊，可见这笔支出在他心里的分量。“还有那‘道路集资’，一人二十，一百块。‘教育附加’，娃娃上学另算，家里按人头又摊了十五……林林总总，名目多哩，记不清了。”

“这些钱，都是谁来收？怎么收？”我追问，拿出笔记本准备记录。

“还能有谁？”老耿头用下巴朝村子的方向点了点，“村上的干部呗。到时间了就上门，拿着本子，挨家挨户。有钱给钱，没钱……”他顿了顿，脸上露出一丝苦涩，“没钱就拿东西抵，粮食、鸡鸭，都行。再不行，就说要从以后的卖粮款里扣。”

“不能不交吗？”这话问出口，我自己都觉得有些幼稚。

果然，老耿头像是听到了什么笑话，咧了咧嘴，露出稀疏发黄的牙齿：“不交？谁敢不交？不交就是拖全村的后腿，就是破坏生产建设。轻的，村里的大喇叭点名批评，重的……娃娃上学、家里办个事，处处给你使绊子。咱平头老百姓，惹不起。”

他旁边一个正在捡石头的中年汉子忍不住插嘴，语气带着愤懑：“最气人的是那些‘自愿’捐的！修个庙要捐，唱个戏要捐，连上面来了领导视察，都要我们‘自愿’出钱搞卫生、摆花盆！谁他娘的自愿了？可那捐款名单就贴在村口，谁捐了多少，白纸黑字，捐少了脸上无光，不捐？那就成了落后分子！”

“就是！”另一个正在歇息的妇女也凑过来，压低声音说，“还有那‘保险’，说是为了咱好，防雹灾、防病虫害。可年年交钱，从来没见赔过！地里遭了灾，去找，就说达不到赔偿标准。可钱呢？早收走了！”

一时间，这片坡地上像是打开了话匣子，村民们你一言我一语，压抑已久的怨气在晨雾中弥漫开来。那些千奇百怪的摊派名目，什么“治安联防费”、“精神文明创建费”、“报刊订阅费”（订的都是些没人看的报纸）……层出不穷，听得我头皮发麻。

我飞快地记录着，笔尖几乎要把纸张划破。这些看似不起眼的三块五块、十块二十块，汇聚到一户，就是一笔沉重的负担；汇聚到一村、一乡、一县，就是一个巨大的、不受监管的资金池子。

“这些收上去的钱，有收据吗？”我抬起头问。

众人安静了一下，面面相觑。老耿头嗤笑一声：“收据？白条子都没有一张！人家手里那本子记一下就算数了。”

“那你们知道这些钱，最终用在哪儿了吗？”我又问。

这次，回答我的是一片沉默，以及更加复杂的眼神——那里面有无奈，有麻木，还有一丝对我这个“上面来的干部”竟然会问出这种“天真”问题的讥诮。